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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 阿来:恋爱还可以敷衍,写作真是敷衍不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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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阿来:恋爱还可以敷衍,写作真是敷衍不了

  

  如果不是新书《云中记》的发布,阿来本应身在布拉格音乐节。这位在上世纪90年代凭借《尘埃落定》一举成名的作家,如今已较少出现在公众视野。他定居在成都,不用微信,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地游历,另外三分之一用在“四川省作协主席”的公务上,余下的才是写作时间。

  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,阿来下榻的酒店房间,行李箱敞开放置在进门的小桌上,压在并不规整堆叠的衣服之上的,是几条香烟。“每天两盒”,他比划着,“支持国家,拉动消费。”

  1小时的专访,阿来抽了6根烟。他讲话语速不快,但往往言简意赅,并夹杂着吞云吐雾之际的沉思停顿。

  警惕苦难泥潭的《云中记》

  “5·12”地震当天,阿来正在成都家中的书房。他中断了写作,前往灾区当一名普通志愿者。

  十年后的同一天,警报在城市上空拉响。在同一张书桌前写作的阿来,突然想起十年前。

  一时间,所有的记忆如电影画面般在眼前回放,一向不易激动的他瞬间泪流满面。像被电击一样,阿来呆坐了半小时,才慢慢平静下来。他把正在创作的文件夹关掉,三个字立刻涌现:云中村。对着这个新命名的文档,他哗哗地写了下去。

  “我没想过要写‘5·12’地震,只是一直关心。不写,心里总有个东西搁在那,时时要露头。”

  此前,阿来曾公开表示,进行汶川地震的题材创作,要警惕灾民心态。他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,自己不喜欢过分的悲情,但很多时候悲情被当成征服读者的武器,“真正的文学是把人从苦难的泥潭中立起来。”阿来说到“立”时,五指向上,目光如炬。

  担任四川省作协主席的阿来,在震后不久,收到了不少人向他报题写“5·12”。他善意提醒报题之人,不要轻易下笔,文学与新闻不同,需要时间的沉淀回味。如果写不好,或是写走样,可能都是对人的亵渎和冒犯。况且据他所知,很多急于写作的人,对灾区的情况并无深入走访了解。“写受灾和受灾一样,都会被关注,多少包含了一点投机和侥幸的心理。”

  阿来在“5·12”发生一年后才重返书房。当被问到做志愿者的经历对《云中记》的创作有无直接启发,他硬朗地回了“没有”二字,随即反问道:“做一个志愿者去帮点小忙,难道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?”

  地震过去三四年后,阿来看到了一个朋友拍摄的照片:在一个废弃的村庄,巫师孤身一人为逝去的乡亲们做法事。因为地震后,不适合重建的村落整体迁移。尽管这张照片令阿来震撼,他依然没有动笔。直到去年的那个下午,一切被重新激活。

  《云中记》讲述一个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“云中村”经历汶川地震,伤亡一百多人,震后又因地质危机整村搬迁。然而,远离故土的村中祭师阿巴惦念着逝去的人们,最终决定返回原村,安抚亡灵,等待并陪伴云中村的彻底消失。

  写作过程是紧张、忧郁而痛苦的。“谁愿意整天让自己这样,但是写作又需要这样。”阿来那时想到要每天与这种感受相伴,持续数月,内心有点害怕。然而,读者似乎很难从《云中记》的字里行间读到阿来的恐惧与紧绷。甚至有论者指出,整部小说情节稍显平淡,过于散文化。阿来对此回应:“我觉得这个人没有读懂,因为他/她不懂音乐。”

  他自评《云中记》天衣无缝,就像音乐回返往复的结构,是一个非常集中的文本,而非散文。

  阿来是一个古典音乐迷。在他的心中,几百年累积下来的曲目,值得反复听的有500首左右。《云中记》是他在莫扎特《安魂曲》庄重悲悯的乐声陪伴下写就。他把主人公阿巴置于一个饱满的情绪状态中,当下和过往的灾难记忆来回交织,如同行进在乐章之中。只不过,阿来时时警惕着情感的宣泄和泛滥,节制是他坚持的写作观念。

  “云中村”是一个注定消失的村子。对于逝去之事物,阿来却相信该消失的都会消失,不管舍得不舍得,人类的进步正是新旧的交替,“我不反对现代化,我觉得现代化挺好的,但旧的东西确实有些美感,因为它得到了情感的浸润。”

  或许是出于此念,阿来并未将主人公阿巴写成截然切割的新或旧。小说中提到,“阿巴已经不是以前那些相信世界上绝对有鬼魂存在的祭师了。”世界到底有无鬼魂,是阿巴始终思索的问题。他在空荡的村子中找鬼,试图得到确切的答案;同时又一个人庄重地祭山神。神灵是否存在,阿来留给了读者去判断。

  对神性的自然崇拜,是阿来每本书都涉及的内容。这当然与他的藏族身份密不可分。但是,阿来很不喜欢别人称他“藏族作家”,曾经多次强调文学的好坏与民族无关,少数民族不是为了满足多数民族的想象。“文化多样性对我而言,是不言自明的,逃都逃不了,不需要天天说。难道还能把拉萨写成巴黎?”在他看来,文学缺乏的是个性与普遍性的关联,因而要加强自身没有的东西。

  “文学不是建立孤岛,而是使所有孤岛发生普遍联系。”阿来吐出一口烟雾,神情悠远。

  20天在路上写完《攀登者》

  《云中记》完成后,阿来本想给自己放个假,去树林里露营,或是去山上看雪。不过紧接着,他又在去年底写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——《攀登者》。这部电影将在今年九月底上映,主演是吴京、张译,还有章子怡、井柏然的加盟。

  《攀登者》并非阿来在书房中完成。他收到一个车企试驾活动的邀约,车队建了一个电台,白天在山林穿梭之际,阿来向大家广播讲解经过的地方。晚上休息时,他便在帐篷里写剧本,一共用了20天。

  “我这人兴趣比较广泛。”登山正是阿来的兴趣之一。他熟悉山里的一切,能辨认大量的植物。作家莫言曾形容阿来的博学:“可以去大学里教植物学”,阿来对此毫不含糊:“我真的敢讲。不是整个植物学,植物学也有分支,比如植物分类学。”经年累月的上山经历,阿来尤其熟悉青藏高原上的植物。

  早在几年前,阿来便采访过中国60年代登顶珠峰的三位登山家,以及1975年登顶的大部分登山家。“采访他们一年多以后,”阿来停顿了5秒,“好几个就去世了。”他在煤炭医院的病房中采访了中国着名登山运动员王富洲,后来王富洲再也没离开过那间病房;采访另一位着名登山运动员屈银华则要借助屈老女儿的翻译,因为屈老当时已中风,交流困难。讲述这些往事时,阿来语调格外低沉。

  做这些,起初并无写作的计划,“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,就是感兴趣。”直到后来,阿来的老友、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去成都找阿来喝酒,阿来心知肚明,天下没有白喝的酒。酒至中巡,他主动提议:“任总有话就说。”任仲伦这才说出邀请阿来写剧本之事。

  阿来亦不讳言:“我原来之所以不太愿意写电影,因为很多人在里头发表意见。”他向任仲伦提出两个要求:第一,在一稿出来前,不要告诉他写什么、弘扬什么主题,他就按“登山”的故事自己发挥;第二,一稿后的所有意见统一只开一次会,而阿来仅接受他认为能接受的修改意见。任仲伦全部答应了。

  阿来用20天完成的剧本,最后的确只集中改了一次。中国新闻周刊问他没接受的修改意见是什么,他先是笑呵呵地说:“这个有点不太好说。”然后又说,自己不喜欢现在的电影总想制造噱头,“我们要相信审美有内在的、更多挖掘人性与内心的部分,不要把所有东西都外化成搞笑和悬念。”

  即便需要直面市场的检验,阿来依旧对这种审美观有信心,有一贯的毫不迟疑,“登山本身就有足够的外在戏剧性,如果在外在之上还追求那些噱头,就会忘记内在的东西。现在很多电影就在往噱头的方向走。”

  阿来一直对流行文化抱持尖锐批判。他认为流行文化是回避难度的,包括武侠小说。“文学最终是帮助人建构心灵、情感和与世界的真实关系,而不是让人逃到虚幻世界。”阿来随即拿出了“韦小宝”举例:“打架打不赢的人才喜欢韦小宝,没有女朋友的人也喜欢韦小宝,因为他在那个世界中得到另外一种满足。”

  “假如读者只是当做一种休息呢?”

  “休息也有积极的休息。”阿来脱口而出。

  其实,阿来的批判是警惕逃避现实的大面积发生。“偶尔我们也看个黄色电影,这无所谓。但问题是大部分时候在做什么?以及大部分人在干什么?”两个反问抬高了他的声量。他强调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此都有责任,二者之间永远是互动的过程。

  不过,阿来承认现代世界靠资本与商业运转,只不过,资本的发展也有一个日益成熟的过程。“资本现在在攻城略地,尤其在进入文化行业的时候,首先带来价值取向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,忽略产品的内在品质。”他相信在将来,文化人自己能够运作和掌握资本,比如好莱坞、HBO等,到时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善。

  《尘埃落定》后没写过烂作品

  今年上半年,阿来还没有过认真的长时间写作。他去了阿尔及利亚和印度,想观察一些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。去各国游历之前,阿来会做他的功课——阅读当地的历史文化书籍,比如他正在重读卡夫卡和《好兵帅克历险记》,为去捷克而准备。“不然你去干什么呢?难道去吃东西?吃东西需要跑那么远吗?”严肃精准的回答中,阿来直率的幽默时时冒出。

  他不太愿意做一个仅以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。如今,阿来是四川省作协主席,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。他将这些都视为与世界真实接触的路径,“如果只是一个作家,我都不知道除了家里的亲戚朋友,还怎么跟别人打交道。”

  他过去鲜为人知的另一个身份是杂志主编和出版商。1996年至2006年,阿来在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工作了10年之久,并从1998年开始担任杂志主编,曾担任过刘慈欣、韩松等知名科幻作家的作品责编。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,《科幻世界》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。

  他认为尤其在现代社会,作家一定要经历过经济方面的生活,一定要正视经济对现代国家、社会和个人的影响,而不是像有些“文化人”声言这些都是假的。

  身为作协主席的阿来,曾组织过作家们去写凉山的脱贫攻坚。在他看来,写作不是一种姿态,扎实的生活经验应该是第一步。他要求每个人分散去各自的选题地点住上一阵子,不要只待两三天,“过去一个采访团,一天跑三个村,就到村口听村长介绍下情况。一群人,大巴上下来,拎一瓶矿泉水,拿个手机,是不是像旅游团?”

  在生活的基础上,阿来以为学养和审美要靠阅读累积。多年以来,阿来每天坚持至少两三个小时的阅读时间。当被问到目前在读什么书,坐在酒店沙发上的他,随手拿起一本四川文艺出版社的《苏词汇评》,封皮已有些旧破。“我在重读苏东坡,这套不是选本,而是最权威的苏词全集。”杜甫和苏轼,是阿来最喜欢的两个中国古代诗人。每隔三四年,阿来都会重读他们的诗文。“这就是经典。”

  对于什么是经典,阿来经过了人生不同阶段的探索与寻找。年轻时的阿来更多去了解先锋和新的潮流,现在则更多回到经典,比如托尔斯泰、苏轼。“有些先锋也成为经典,但有些很显然就是一朵炫目浪花,然后彻底消失。”

  上世纪80年代被阿来视作“给自己消毒、用阅读重塑自我”的成长阶段。在此之前,1959年生于四川马尔康县一个藏族村寨的阿来,初中毕业后便回乡务农,后来当过农民工、拖拉机手,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考入马尔康师范学校。1982年,阿来开始诗歌创作。80年代中后期,他又转向小说写作。

  1994年,《尘埃落定》完成,这是他积累十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也是他评价自己在创作上成熟的转折点。被问到迄今最喜欢或最满意的自己的作品是哪部,他非常肯定地说:“我每一部作品都喜欢,都满意。《尘埃落定》之后,我没有写过烂作品。”阿来接着罗列了自己写作的三个标准:不为写而写、没有把握的不写、自己内在没有足够冲动的不写。他解释道,写作的情感需要量,可能跟恋爱不相上下,“恋爱还可以敷衍,写作真是敷衍不了。”

  阿来不仅对创作认真而严格,他承认性格中也深藏着坚定倔强的一面。2014年,他的非虚构作品《瞻对》出版,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。在第六届鲁奖逐轮投票中,呼声很高的《瞻对》终评时以零票落选。有评委出面回应“零票”时称,“写小说得过奖,写报告文学不一定得奖。”阿来毅然写了封公开信抗议。

  五年的时间过去,对于当年的公开信,他直言“我不后悔”,然后抡起胳膊,展示一道隐隐若现的疤痕,当时我就在西藏爬山,被一个岩石割伤了胳膊。他们在那玩猫腻。”

  近年来,阿来多次批评报告文学。他曾在受访中表示,“我们今天之所以用非虚构这个说法,就是对已经退化的报告文学不满意。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,“退化”是因为批判性、反思、揭露功能的逐渐消失,剩下一些歌颂体的报告文学。“我不反对颂歌,古典音乐的颂歌多么美丽,只是歌颂的对象必须是值得歌颂的。”

  中国新闻周刊问阿来,是否希望自己的文字打败时间。他想了3秒,笃定地回道:“已经打败了。”当年,《尘埃落定》与其他几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分头领跑,《尘埃落定》曾滑落到第三。有人问阿来怎么理解这一滑落,阿来告诉对方,“你放心,再过最多两年,现在与《尘埃落定》争榜的这几本书全部会消失。再过十年,你到书店去,《尘埃落地》一定还在比较重要的地方。”

  “那么100年甚至更久以后呢?”

  “只要那时还消费文字。”阿来停顿了一下,转而又说,“其实这是不重要的。如果埋在土里、身上生蛆腐烂,这些又算什么。在我们看见的时候发生,这是真实的。至于传几百年,跟我完全没有关系,因为我不知道。”

  阿来点着了最后一根烟。打火机“咔嚓”响起,火苗迅速熄灭。“我就希望《尘埃落定》还能流传30年。因为我大概知道,如果没有车祸,没有爬山摔死,苟延残喘大概还有三四十年。”

  图片来源:中国新闻图片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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